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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梯山石窟還有哪些鮮為人知的秘密?
作者:佚名    文章來源:本站原創    點擊數:671    更新時間:2018-11-8
  天梯山石窟是中國早期石窟藝術的代表,是云岡石窟、龍門石窟的源頭。如果以前涼張天錫時期譯經造像算起,距今至少有1640多年。1927年武威大地震,天梯山石窟震毀嚴重,至今僅存3層,大小洞窟17處。但在明代正統十三年(1448年)以前,天梯山石窟至少有26窟,4層。石窟里面有北魏、隋、唐時期的漢藏手寫經卷,唐初絹畫菩薩像,唐、五代、西夏、元、明、清各代塑像、壁畫、經卷等。1954年,考古學家史巖目睹天梯山石窟震毀未修情況時,就懷疑“26窟還不是最高窟數的記錄”,當時的證人李喇嘛稱有“4層,搖落10窟”。馮國瑞、史巖等人明確懷疑天梯山石窟的“西北”震毀處有珍貴文物遺存層,那里埋藏著無人可知的秘密。
  
  馮國瑞一篇文章引起考古界重視
  
  歷史上的“涼州石窟”雖然名氣很早也很大,但天梯山石窟被確認為史書中所載的“涼州石窟”并引起中國考古學界的重視,已經遲延到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1952年,時任甘肅省政府主席的鄧寶珊來到武威視察工作時,向武威縣副縣長唐榴亭詢問“涼州石窟究竟在哪里”時,唐榴亭判斷在“天梯山”,但“不敢肯定”。可見,史書中享譽甚高的“涼州石窟”在民國時期就已經與現實中存在的“天梯山大佛寺”有了史與實的脫節。   
  大約在1952年底,著名文史學家馮國瑞因參與武威縣土改工作,從蘭州來到武威后,聞聽“涼州石窟”可能就是“天梯山大佛寺”,感到好奇,便與另一位文史專家朱祖鰲結伴前往核實,“作了試探性的踏查”,馮國瑞回到蘭州后,寫了一篇史證文章,發表在《甘肅日報》上。此文迅速引起省內外考古學界的重視,省上和武威兩次派出專家組前往考察,但“未能攀到最高洞窟”,考察結果也不了了之。  
  1954年7月,考古學家史巖決心搞清楚天梯山石窟震毀情況,在武威縣政府、張義區政府、天梯小學老師及其當地青年民兵的幫助下,利用繩索攀登到各個洞窟去抄錄、登記遺存文物,由郝在中負責整理,形成了一個全面的調查報告,發表在1955年第二期的《文物》雜志上,該報告,為我們揭開了天梯山石窟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
  
  天梯山石窟其實有三個不同建筑“版本”
  
  天梯山石窟的“模樣”其實經歷了三個比較大的歷史時期:一是北朝、隋、唐前期,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鼻祖”時期,記載在《魏書》等歷史典籍中的所謂北涼主沮渠蒙遜的母親石刻像,是這個時期的重要文物亮點。史巖等人認為地點在現在石窟的西北方向上,大體在四層(乃至五層)最高一層,也實質是佛教東漸時期漢傳佛教的遺存期。二是唐中后期、西夏、元時期,是藏傳佛教石窟建筑遺存期。三是明代正統以后的“廣善”期,就是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大致“模樣”。
  現存天梯山石窟遺跡都或多或少保留有這三個不同時期的文物印記。天梯山石窟最早為北涼皇家寺院,《北涼錄》:“蒙遜有涼土,專弘佛事,于涼州南百里崖中大造形像,千變萬化,驚人眩目。”這個時期的洞窟群主要集中在西北方向,1954年,住寺李喇嘛稱:“西北端搖落十窟,上下分布四層”。史巖目睹的情形是:“西部巖頂坍塌處,自山頂至山麓形成一條高40余公尺、寬30余公尺的凹陷面。”唐中后期及其西夏、元代的洞窟及塑像、壁畫、抄經比較多,大佛體內裝藏的主要是西夏經文。正統年間寺院改名“廣善寺”,自清代后不斷補修壁畫,屬于藏傳佛教的寺院。
  
  大地震后洞窟里的散亂模樣
  
  史巖編號的13窟,按照先上層后下層、先西北后東南的順序編排。1954年,史巖攀入窟內時發現,最上層西首的一號窟是十六國時期的“塔院”類型,中間有方形舍利中心柱,三層四面有佛龕,無脅侍像。造像在西夏重塑過,明代重修過。殘存壁畫有三層,發現有貼上去的版畫代替壁畫。進入第二窟的難度非常大,史巖跪爬在懸崖的縫隙里,冒著生命危險踩巖角轉兩個彎才進入洞窟。這里的中間立佛已震倒在地,毀為幾段,只余二 跪式菩薩,跪在仰覆蓮束腰式座上,“它處未見”,極為珍貴。左龕為倚靠佛,右龕為坐佛,各有二脅侍菩薩。倚佛、坐佛都涂有金,是唐代塑像。有白描的菩薩和天王像。
  第三窟遠看是個正方形,需要爬行在陡徑上才能到達,稍一聳身或轉身,就有墜崖之危,古來在此喪生者很多。后來,人們打通第二窟與第三窟,直接可從第二窟進入第三窟。此窟“自地震后沒有人去過,地震慘狀歷歷在目”,地面開著地震時產生的6厘米寬的裂縫,佛像與土石毀為一堆。這里有藝術價值極高的6個脅侍菩薩,形態各異,屬晚唐寫實等身菩薩,人們見到的衣著“時髦”的菩薩像,就是從這洞里挖出的。   
  第四窟是第二層的第一窟,在第一窟的下方,地震時第一窟的巖石砸塌了第四窟的頂部,此窟佛像是十六國時期所塑,風化嚴重,缺臂少腿。中央方塔上首的佛龕,至今都沒有人上去近看過。第五窟是唐代開鑿的覆斗形大方窟,里面壁畫被震毀,沒有見到佛像。第六窟也是方形洞窟,里面的佛像和第五窟的塑像在“土改時被天梯小學的學生爬上去拽出扔碎”,史巖還尋找到碎為一攤的黃土,里面色彩鮮艷的塑塊不少。五、六兩窟因較大易爬,里面余有康熙年間的壁畫。   
  第七、八、九窟離地面不太高,把梯子搭在寺墻上攀爬即到。里面的佛像比較齊全,壁畫類型豐富。尤其是從第八窟中發現了唐、西夏佛經6殘本,發現北涼時期武威譯人最早譯出的《維摩詰經問疾品》,首尾缺頁,高44.7公分,堪為早期佛經之寶。另發現隋代《釋迦說法圖》珍貴絹本。十窟至十二窟空殘缺物,造像均被震毀。   
  目前所謂的“天梯大佛”就是第十三窟,大佛為晚唐造像,最后一次是光緒二十五年再修。地震后,大佛頭搖落,1936年補首。結果,文革時又被人為破壞。
  
  甘肅“鎮館之寶”出自第3窟左壁龕
  
  甘肅省博物館收藏有一鋪三身天梯山唐代彩塑坐佛與脅侍菩薩,是天梯山石窟造像的精華和代表。   
  這是史巖從爬攀最危險的第3窟左壁龕發現的。主尊坐佛高130厘米,全趺坐,圓髻廣頤,其上陰刻水波紋,豐頤秀目,低垂下視,雙唇緊閉,流露出一種莊嚴沉思的神情。身著通肩式袈裟,衣紋呈梯形折出,線條流暢,洗練寫實,表現出衣飾質地的柔軟厚重。右手扶膝,左手施禪定印。此像經后世多次重妝,彩繪已然斑駁,但比例勻稱,體態雍容,仍不失盛唐神韻。同窟中的脅侍菩薩立像,身姿優雅,氣度端正。左側脅侍菩薩高183厘米,頭挽垂環髻,發綹披肩,面龐圓豐,秀目微睜,隆鼻小嘴,雙唇緊閉,神情超脫中又露嚴正。上著袒右胸臂的緊身束帶天衣,下著束腰貼腿長裙,帔巾自肩部橫垂至腹前橫兩道,右臂曲舉,左臂下垂。右側脅侍菩薩高180厘米,發髻聳起,余發呈三綹垂肩,曲眉豐頤,神情嫻靜,莊重而不失嫵媚。寬披帛自雙肩垂落至腋下飄落,羊腸裙層折貼腿,身體肌肉豐滿勻稱,略呈優美的“S”形。左臂曲至胸前,右臂下垂握拳,體態優雅,正是唐代“豐肌秀骨”的典型。
  
  洞窟曾為“避難炕”,多人留有墨筆題記
  
  史巖考察時,還發現中間第二層的洞窟都留有清代避難百姓居住的痕跡。因窟體大,攀爬難,清代同治年間戰亂時,周圍百姓攜家帶口攀爬入窟,在洞里造土避難炕,起土灶,燒火做飯,還開辟了煙道,致使窟內壁畫被熏得分不清楚畫面內容。 
  現在,很少有人知道,其實天梯山石窟的西南邊緊挨大佛窟,還建有一座藏傳佛教的四合套喇嘛廟,里面建筑物也很多。攔水壩周圍原來是一道土墻院,附近有天梯小學,也俗稱大佛寺小學,建于民國時期。“廣善寺”在明代正統年間就有了,把現在的第13窟圈在里面,題銘顯示,這個寺院先后住過“伊爾崎”、“銷南黑叭”等蕃僧,清代張義山區是“麥力干”部落的駐牧地,證明張義山區清代蒙古族居民漢化或藏化。   
  史巖還發現第一窟里居然有以版畫的賢劫千佛紙粘到壁上充當壁畫的情形,這在別處是沒發現過的。壁畫上的墨筆題記顯示,嘉靖十二年九月,山西汾州游客二人,一叫黨彥升,一叫郭嚴黎,兩人爬上第二窟,在天王壁畫處揮筆寫下自己的名字。第六窟里面的壁畫上,還題有“黃區”(今黃羊鎮一帶)人供養“清單”兩處。一處是黃區五壩人楊俊與妻子冉氏在康熙五十八年十月施舍銀二兩三錢、小米面一斗塑第六窟佛像一尊半,一處是同期的黃區二壩人楊殿興與妻子黃氏施舍銀同上。   
  李喇嘛口證,曾在西北方向坍塌處挖出一唐代佛頭,馮國瑞、史巖等早就預測說,天梯山石窟最珍貴的文物應當掩埋在西北塌陷處,“廣達七八十公尺”,此處無疑是北涼文物的富積區。大坡山廢道上也有許多文物古跡的遺存,水峽口里還有棧道遺跡,這些沉埋的歷史文化資源亟待能得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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